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到底該從哪些方面著手？昨日，參加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成都市副市長傅勇林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醫改”除了要在政策層面、在認識層面、在實踐層面做大力的探索之外，還需要在法律制度層面做更多的理性思考。他將向大會提交的建議，大都與“醫改”密切相關。
職業醫師自由執業
讓醫療資源合理流動
“看病難”，主要“難”在看病去好醫院難、找好大夫看病難。傅勇林介紹說，在成都三甲醫院只有8所，而且全部集中在主城區，造成的結果就是看病都往好醫院“擠”，都往城里“擠”，看病當然也就難了。
那么，是否可以讓好大夫走出大醫院，到社區或鄉鎮衛生醫療機構去執醫呢？成都市中心城區醫院的大夫可不可以到二、三圈層的醫院坐診？答案是“不可以”。傅勇林說，這在現行的法律上就行不通。《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第二章第十四條規定：醫師經注冊后，可以在醫療、預防、保健機構中按照注冊的執業地點、執業類別、執業范圍執業，從事相應的醫療、預防、保健業務。這明確限定了注冊醫師的工作地點和執業范圍，異地行醫就是違法。傅勇林建議修訂這一條款，呼吁制定允許醫師自由執業的相應法規。如果在法律上有了保證，城里醫院的醫生到鄉鎮衛生院、或者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執醫就是合法的，這樣將促進優質醫療資源流動合理均衡配置，從一定程度上緩解看病難的問題。
過度檢查的背后
是醫院的“自我保護”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四章第八款規定，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對此，傅勇林說，醫院在日常醫療活動中會以避免醫療糾紛為前提，特別是在現在醫療糾紛的解決缺乏剛性法律支撐的情況下，既然法律規定誰主張誰舉證，那么醫院為了保護自己，就會想方設法保留證據。證據對于醫院來講，最重要的獲取手段就是檢查，那么就為過度檢查提供了可能。“過度檢查事實的結果就是看病貴了，但是對于醫院來說它的證據是周全的，如果真有醫療糾紛，它會拿出很詳實的證據，這些我們其實都是想不到的。”
為此，傅勇林建議，修改這一條款，“如果相關法律進行修改，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能夠進行修改，讓醫院無后顧之憂，不要去為了保護自己而采取過度檢查這樣一種手段來保留證據，減少那些不必要的重復檢查的費用，勢必可以讓看病貴有所緩解。”
本報特派記者 王伶雅 黃穎 張魁勇 北京報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