斡包節

　　達斡爾族在新疆總共有6700多人，分布較廣，塔城市作為其主要聚居地，占了5500多人。說起新疆的達斡爾，許多人不了解，其實它與錫伯族一樣，是個西遷的民族。

　　具有悠久歷史的達斡爾族，17世紀之前分布在黑龍江以北，17世紀中葉南遷至嫩江及其支流。1763年春，清政府為加強西北邊疆防務，以“索倫營”的名義征調達斡爾族官兵1000余名攜家屬，共計3000多人，分南北兩路經今蒙古國于第二年秋天抵達新疆，肩負起屯墾戍邊的歷史使命。1872年，達斡爾官兵又從伊犁換防到塔城地區境內，繼續戍守邊境。民國初年，達斡爾族裁旗歸農，解甲事耕，按照人丁分得土地，集中定居在塔爾巴哈臺城（即今天的塔城市區）以北。1944年，達斡爾族與其他各民族一起參加“三區革命”，為推翻國民黨在新疆的反動統治而斗爭。新中國成立后，達斡爾聚居的地方先后建立瓜爾本社爾達斡爾自治區、十月人民公社、阿西爾人民公社，直到1984年成立阿西爾達斡爾民族鄉。

　　斡包，含義為祭祀、祭壇等。新疆的達斡爾族，歷來就有過斡包節的傳統習俗。每年的6月8日，在達斡爾族居住比較集中的地方，都要舉辦盛大的斡包節。

　　在這個達斡爾族一年一度最為隆重的民族節日里，人們清晨來到祭壇周圍，就地取一塊石頭，擺放到祭壇旁邊，如有因故不能前往者，可由家人或親朋好友代放。早先，這是一種報到方式，屬于族內清點人數的舉動。斡包選定在水草肥美、林木茂盛的高地上，它堆得越高越大，預示著民族的緊密團結和興旺發達。在斡包的中部頂端，插有松樹或柳樹枝，枝條上系有代表各部落的彩色布帶。斡包西邊的祭壇上，則擺放宰殺的牛羊頭、各種食物和倒滿的三杯酒。

　　祭祀活動正式開始后，首先是敬酒儀式：首領舉起第一杯酒，帶族人朝東方跪下，將酒灑在地上，叩頭三次，以示祭奠祖先；首領舉起第二杯酒，輕輕灑在斡包上，以告慰亡者在天之靈；首領舉起第三杯酒，由空中倒灑向斡包，祈求生者來年平安吉祥。隨即，眾人圍繞斡包轉三圈。先由首領邊喊“活諾”、“活諾”（保佑的意思），邊向斡包拋撒五谷粥，接下來大家一起做同樣的動作，祈禱神靈的保佑。

　　祭祀完畢，就是重要的集會。它主要包括有3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首領講述西遷屯墾戍邊的歷史，要求大家發揚先輩忠勇愛國的優良傳統，團結努力，振興民族；

　　第二，安排族內今后的生產生活，解決族人鄰里的是非糾紛；

　　第三，為老弱病殘、孤兒寡母捐錢獻物，鼓勵大家同舟共濟。

　　集會過后，便是熱鬧的賽馬、摔跤、射箭、打曲棍球等傳統體育活動。到了午后，眾人圍坐在草地林間，品嘗美味佳肴。琴聲響起，男女老少盡情唱歌跳舞，直到傍晚時分才結束。

　　斡包節隨著時代的發展，在保留傳統祭祀習俗功能的同時，融入了特殊歷史條件、特殊生存環境下所產生的新的內容，尤其是紀念西征屯墾戍邊的內容，以達到傳承民族文化和凝聚民族精神的效果。因此，現在的斡包節又被稱為西征節。達斡爾族有自己的語言，但沒有文字，每年一次的斡包節就是對歷史口口相傳的重要場所和機會，無論大人、孩子，談及自己民族的來歷都如數家珍。也正是因為如此，先輩西征屯墾戍邊的悲壯而輝煌的業績，教育和激勵了一代又一代達斡爾人，成為達斡爾及各族人民共同的寶貴精神財富。

　　有意思的是，記者在1994年10月出版的《塔城市志》上卻沒看到任何關于斡包節的字眼。市志記載的達斡爾族的節慶只有兩個：阿涅節（即春節）和宋加別什恩淘恩節（即農歷5月初五的端午節）。這個細節，是我回北京后在一次閱讀中才注意到的，沒有就此請教過專家或者達斡爾人。從節日的內容來看，如今的斡包節與從前的端午節有許多相同之處，但時間卻不對頭。為何僅僅十多年前，在最權威的地方志上連斡包節的名稱都見不到呢？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斡包節，也許就是曾經丟失過的歷史和記憶。

　　西遷240多年，由于生存環境的改變，新疆達斡爾族眾多具有歷史、藝術價值的珍貴文物遭到毀棄、流失，口傳心授的文化遺產也在不斷消失，民族文化的傳承后繼無人。沒有出版關于本民族的歷史、文學專著，沒有發行本民族的民間歌曲和舞蹈專輯，更為嚴峻的是，據不完全統計，至今散落在民間面臨瀕危的文化遺產如下：

　　長篇史詩4集，民間故事70個，諺語500句，民歌140首，薩滿歌曲81首，民間舞蹈16個，文物200余件……

　　在歷史上，達斡爾人信仰薩滿教。“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些老人將古老的祭祀用品放進河水里沖走，或者悄悄燒掉，說不能再驚擾神靈了……斡包節于1981年恢復，直到2005年8月15日才立斡包，并且把老人們召集起來完全按照傳統儀式舉行祭祀活動。1989年，達斡爾人自愿集資3萬元，在阿西爾達斡爾民族鄉建造了達斡爾戍邊紀念碑。每年過斡包節，花費大概在5000～10000元。其中，30%由各級政府資助，10%來自社會集資，60%由達斡爾人捐資。達斡爾人在婚慶和節日上，都會載歌載舞，特別是老人更要敲八角鼓、吹口弦琴等。在塔城市，阿西爾民族鄉有“翻譯之鄉”、“歌舞之鄉”、“摔跤之鄉”的美譽，可見其文化底蘊深厚。在北京、烏魯木齊工作的達斡爾族多達幾百人，中央民族大學有達斡爾族的博士生導師，民族出版社有達斡爾族的高級編審。

　　當務之急，是必須搶救、整理和保護達斡爾傳統文化。鄉里計劃在2007年建成一座新疆達斡爾族西征紀念館，對歷史文物進行收藏、維護和展示。農村稅費改革后，鄉村兩級財力困難，根本不能拿出錢來搞建設，修這個館大約需要七八十萬元資金，鄉里設想其中一半申請上級財政投入，一半由社會捐資解決。塔城市最近出臺了興邊富民行動“十一五”規劃，達斡爾民族風情園也被作為旅游開發和文化保護的項目之一名列其中。而其投資預算高達1700萬元，不知達斡爾人能否如愿以償。

　　在此背景下，達斡爾族歷史傳統文化最為典型、最為突出的表現形式——斡包節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就顯得更加重大而緊迫。這一點，我從市里有關領導和阿西爾鄉達斡爾人的言行中感受很深。（李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