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急匆匆地行走在采訪路上，為市民利益奔波。

在濟南市槐蔭區振興街德興街社區，掛起記者大名片，與百姓的心貼得更近了。（徐延春 攝）

在濟南市槐蔭區振興街社區與殘疾人牛漢武一家結為幫扶對子。（徐延春 攝）

在2002年，因深入“五個一”活動突出，由山東省委宣傳部與本報及山東省新聞理論界如開“張剛現象”研討會。，圖為張剛同志在介紹自己的心得體會。（徐延春攝）

小胡同走出大記者
 一名晚報記者的“走轉改”啟示錄

大眾日報記者 李海燕

    這是一位記者的答記者問：
    “你寫新聞有什么訣竅嗎？”“用腳底板寫新聞。”
　　“你最初的新聞理想是什么？實現了沒有？”“一開始想當大記者、名記者，沒想到跑了11年社區，成了百姓口中的'胡同記者'，這不但是新聞理想的實現，更是新聞理想的超越。”
    “如果有年輕人想要做記者，你會對他說什么？”“如果吃不了苦受不了累，不適合當記者；如果想發財致富，請不要當記者；如果對苦難冷漠，就不配當記者。”
　　這位答記者問的記者，就是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濟南市人大代表、齊魯晚報社區記者張剛。
    眼前的張剛，板寸頭，國字臉，膚色黝黑，操一口帶著西北腔的普通話，有著善良的笑容和淳樸的眼神兒。雖然自2006年起，他已習慣了被各級、各類媒體的記者拉著“刨根問底”，可采訪中，他說的最多的還是那句話：“真的沒什么。”神情就像他家鄉甘肅定西高原的黃土一樣，堅忍、厚重、誠樸。
    也許誠如張剛所說，他的記者生涯真的沒什么，他沒上過戰場，沒見證過重大歷史事件，沒揭過什么驚天黑幕，全國有幾十萬記者，為什么要寫張剛？也許，我們要從張剛的身上，為三個問題尋找答案：

　　做什么樣的記者——
　　在這個全媒體、自媒體的時代，我們需要什么樣的記者？

　　“干這點活兒，累不著”
    張剛性格沉穩，你很少聽見他高聲說話。可泥人也有個土性子，2000年7月從蘭州大學新聞系畢業考進齊魯晚報，報社沒按慣例給他“分口”，卻讓他去跑社區，張剛就沒掩飾住心里的失落：心目中的記者，應該是全國各地跑，見大世面，報道大事件。跑社區整天和大爺大媽打交道，既沒面子，恐怕也難有什么大出息。
　　盡管并不十分情愿，性情堅忍的張剛還是決定試一試，先跑起來再說。
    第一次到青年公園街道槐蔭廣場社區建立聯系點，居委會主任何希梅用疑惑的眼光看著他說：“哎喲！多少年了，我們這里從來沒來過記者，省報記者能到最基層的社區來？不會是走形式吧？”人家的懷疑反到激起了張剛的犟勁兒：“這社區我還跑定了。”
    一輛自行車、一張地圖、一瓶礦泉水，是張剛跑社區的基本裝備，很快，最初聯系的槐蔭區的12個街道辦事處、120多個居委會都留下了張剛的足跡。
    在妻子牛曉玲眼中，張剛是個“錯時癥”患者：“人家都是8小時工作制，他呢，正好顛倒了，早晨7點出門，晚上十點十一點回來，我和孩子，有時一天和他不朝面兒。”

    為了配合張剛的“錯時癥”，剛結婚的那幾年，牛曉玲雙休日的節目就是和張剛一起去采訪，有了孩子，這個習慣才不得不改了。牛曉玲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03年夏末，張剛騎自行車帶著懷孕4個月的牛曉玲預備去醫院做例行檢查，突然大雨如注，地勢低洼的濟南北部有幾個地方被水淹了。雨勢稍減，張剛帶著牛曉玲直奔地勢最低洼的被水淹的白鶴莊一帶。醫院沒去成，現場新聞發回了報社。這事兒，張剛現在想想也有點后怕，聽妻子講起，不好意思地撓了撓頭。
    在同事眼中，張剛也非“正常人”。“如果說晚報記者個個都是工作‘超人'，超時的‘超'，張剛就是工作‘狂人'。最多時一天寫十幾篇稿，一個月發上百篇稿，連續幾年霸著發稿冠軍的位置不放手。別忘了，張剛不是熱線記者，不能在靠在辦公室聽電話找線索。他的每篇稿子都是到社區一個字一個字用腳跑回來的。不是‘狂人'，根本挺不下來。”張剛的同事小董，形容起張剛來寫稿子似的繪聲繪色。
    如果你說張剛敬業，他的回答讓你一愣：“干這點活，累不著。在我老家的有些地方，想喝口水都得挑著擔子上坡下嶺走幾里路。咱從小干過農活糧管所扛過200斤糧袋的人，寫個稿能累著？”
　　“幫這幾個錢，窮不了”
    一個勤字讓張剛敲開了社區新聞的門，一到社區，總有相熟的大爺大媽拉著他問長問短，居委會的工作人員更是不見外：“張剛，自己倒水喝。”有時坐公交車，一些讀者一眼認出了張剛，趕緊反映情況：“張剛，我們小區沒路燈，快呼吁呼吁……” “有事找張剛”成了不少社區居民的口頭禪。
    時間長了，本來是到社區找“稿”的張剛，卻有了意外的收獲——認親。
    “老牛去年‘七一'走了。”說這話時張剛眼圈一紅。多年前，在槐蔭區振興街采訪時，居委會主任韓秀芝把張剛領進了牛漢武的家。老牛因車禍成了植物人，妻子趙俊英辭去廠長的職務，一邊侍候丈夫，一邊靠賣包子維持生計。在趙俊英的悉心照料下，老牛奇跡般地蘇醒了。長篇通訊《真愛喚醒植物人丈夫》見報了，讀者們給老牛家捐了錢、送來了輪椅。工作結束了，可張剛和老牛家的緣分沒有斷。到社區采訪，張剛總要到老牛家看看，有空，就推著老牛出來走走，用過的舊報紙，也定期給老牛送去，讓他剪報紙做康復訓練。妻子牛曉玲也經常跟著張剛一起去看老牛，就像走親戚。過節時單位發了點魚、發了捆蔥，他自己不吃，拿到老牛家去了。
    自己挑著千斤重擔，張剛卻習慣了隨時伸手扶別人一把。去天橋區一所小學采訪被民警解救的孩子小燕子，幫她墊上生活費；去市立一院采訪受傷的民工，給人家墊上藥費。要知道，那時的他上大學時欠下的4000元債務尚未還清，老家的弟弟妹妹上學需要學費，妻子牛曉玲剛到濟南一時還未找到合適的工作，全家的重擔都在張剛一人肩上。張剛心軟，見不得別人受苦，見不得別人有難處，張剛自己有時也疑惑，一個好記者不是應該冷靜客觀嗎？可一位新聞同行的話讓他釋然：如果對苦難冷漠，你就根本不配當記者。

    居委會的何姨、陳大姐，剪紙的欒大娘、做馬扎的陳大哥，還有擺小攤的、開出租的，有殘疾人，有特困戶。十一年社區跑下來，西北人張剛在濟南的“親戚”多得數不清。
    張剛也說不清，為什么那么多人信任他。也許這個西北窮孩子身上的泥土氣，讓他融入社區百姓時，就像塵歸于土一樣自然而然、渾然一體。當然，也有人說他傻：“張剛，有人當記者收紅包、拿車馬費，你可倒好，啥都自費，還倒貼，圖什么？”張剛說：“拿那幾個錢富不了，別說別人，連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幫這幾個錢也窮不了，圖個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