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在美國時代廣場播放

　　2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核心價值觀是文化軟實力的靈魂、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重點。這是決定文化性質和方向的最深層次要素。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從根本上說，取決于其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

　　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決策已有時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給予了文化軟實力建設新的指導和使命。為此，求知周刊采訪多位專家學者，對二者的關系進行疏理和闡釋。

　　政治失去價值基礎就會失去人心

　　美國政治學家約瑟夫·奈在《權力與相互依賴》中定義了文化軟實力，他認為文化軟實力是一種認同性實力，主要包括理論指導力、理想凝聚力、道德教化力、輿論導向力、科技創造力等方面的內容，其核心部分主要是文化價值觀及其政治價值觀念的認同及影響力。他認為二戰結束以后國家政治性質正在變化，已經使國家凝聚力、普世性文化、國際制度等無形的力量變得越來越重要。

　　文化軟實力依靠價值觀的支撐，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從理論層面、理想層面、精神層面和道德層面體現了我國文化軟實力建設的核心內容，兩者相互依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我們確定了文化發展的方向，同時作為其根本，規范引領著文化軟實力不斷發展升級，反過來，文化繁榮，國家軟實力增強，經濟發展受到促進，加快我國人民共同理想的實現。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梁玉秋認為，一個地區的文化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該地區公民的精神狀態，意志品格和內在凝聚力，而這一切主要源于人們對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國家文化軟實力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發展的內在驅動力，而文化軟實力則是核心價值觀的外在反作用力。

　　歷史的教訓是深刻的，戈爾巴喬夫在其論著《改革與新思維》以及蘇共二十八大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綱領中指出，蘇聯社會“思想和道德價值”被“磨損”，政治失去了道德基礎，久而久之，人民對政治已失去信心。最終導致整個國家的文化內聚力嚴重分散，不再能夠完成對整個社會的價值整合使命，導致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顛覆。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張國祚指出，當時蘇聯的軍事實力不僅完全可以和美國“叫板”，而且常令美國和西方寢食不安，但是這樣的硬實力并不能避免它解體。“蘇聯的解體不是因為硬實力不行，而是因為文化軟實力大廈的坍塌。盡管蘇聯解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價值觀的迷失和意識形態防線的崩潰則是最深層、最直接的原因”。

　　國際政治現實主義學派創始人漢斯·摩根索這樣總結：“在影響國家權力的具有決定性的三項因素中，民族性格和國民士氣是突出的因素，因此我們難以對他們進行合理的預測，也因為他們對于一個國家在國際政治的天平上有著持久并且經常是決定性的影響。”

　　用核心價值觀統合多元文化

　　面對當前國際國內形勢的紛繁復雜、社會思想的多元多變、全面深化改革任務的艱巨繁重的難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最為迫切需要的就是共識的凝聚、信念的認同、主導價值的引領和思想基礎的夯實。而核心價值觀的構建正是完善治理體系、增強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是使國家長治久安的“鎮宅之寶”。

　　習近平總書記的擔憂是非常現實的，中華五千年燦爛文明，文化源遠流長，思潮各領風騷，形成了復雜而多元的社會價值觀。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經濟體制的變革，社會結構的變動，利益格局的調整，人們的就業方式、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思想觀念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呈現出多元化、多樣性和多變性的特征，可以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面臨的質疑和挑戰是巨大的。河南大學政治學教授張普林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當一個社會開始朝著新的層次躍進的時候，其思想文化領域的改變則是這一變革的必然序幕。價值觀產生的原因在于人不滿足于現有的生命存在樣式，從而建構起超越現實的更為完滿的觀念圖景，這個過程是一場復雜的化學反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社會轉型期必定成為引導人們統一認識，樹立積極有為的生活目標的指南，難的是如何將多元多變的價值觀整合，并且讓它為大眾所接受。”張普林認為，與物質文明的快速發展相比，如今中國人的行為方式的轉變還存在著落后，“拜金主義”、“利己主義”、“享樂主義”等現象甚至成為了社會主流，此時迫切需要一種精神動力來匡正世風，引領社會道德取向，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應運而生是非常必要的，但要起到效果需要將這24個字內化于心。

　　上海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張娜認為，十八大報告中的“三個倡導”恰恰表明了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多元文化融合路徑。張娜指出，第一個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第二個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制”體現對西方價值文明的吸收借鑒，第三個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體現對中華傳統文化價值的繼承發揚。同時，三種文化價值在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地位不同，以第一個倡導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導向為主導地位，西方價值文明與中國傳統文化價值作為文化資源和文化根基而存在。

　　對于統合多元文化的難題，梁玉秋教授分析，正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多文化多民族國家，才更應該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打造文化軟實力，用現代化的理念取代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傳統文化，摒棄那些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封建文化參與和落后的部分。最終才能充分挖掘和鼓勵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不同民族中所蘊藏的積極向上的精神品質，也才能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投身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積極性和熱情。

　　文化產業的價值呈現思維需要轉變

　　談到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整合文化產業，我們不免會想到如今“抗日神劇”風行，其中“彈弓打飛機”、“手撕鬼子”等情節淪為笑柄，以其為代表的“主旋律影視”也為年輕觀眾所不齒。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產業的審核嚴密，限制眾多，文化工作者在創作上也舉步維艱，好像只有“抗日”一類的題材才能反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并走上熒屏，觀眾卻并不買賬；而另一方面，后宮爭斗、多角濫愛、兇殺暴力等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毫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馳的影視劇成為大眾文化市場消費的主流，這不禁讓人疑惑。

　　對此，文化學者賈磊分析，新中國成立以來，求善與求真這一對矛盾一直是文化產業的一塊心病，社會主義文化產業長期以來停留在“求善”的基本框架里。“求善”是一種較為功利性的思維方式，自身缺乏存在的合理性。“求真”則是一種追問“是什么”的思維方式，更符合現代社會的品位和要求。

　　對文化產業的要求無論是五四以來的“救亡壓倒了啟蒙”，抗日戰爭時期的“文藝為抗戰服務”，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和“一切要服務于兩個大局”，都是典型的“求善”思維方式。在這種思維方式的支配下，文化建設始終擺脫不了“手段”的地位。而在思想持續解放、改革進入深水期的當下，這種思維方式往往難以讓年青一代的觀眾認同。如今文化產業在思維方式上的內在矛盾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它要引領政治建設，為政治建設營造良好的“軟環境”，具有“求真”的內在沖動；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受制于政治因素，在傳統“求善”的思維方式下躑躅前行，這個矛盾無疑催生了一批如“抗日神劇”的怪胎。

　　實際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作用絕不是為多元文化的發展戴上鐐銬，反而應該給文化產業的發展增添動力。在商業模式運作下的好萊塢電影的成功不僅在于吸引了觀眾的眼球，而且影片中所傳達的共同理想、民族精神、愛國主義、榮辱觀等也往往能給觀眾以印象，其實這些正能量也同樣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要內容。

　　如根據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光榮戰役》講述的就是一支由白人率領的黑人兵團在南方的查爾斯坦戰役中雖然沒有取得勝利，但卻為自己的民族和國家贏得了尊嚴的故事。電影中透露并宣揚的“愛國、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精神恰恰都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核心內容，這樣用真實的案例和故事顯然比“手撕鬼子”更有說服力。而在臺灣影片《云水謠》中，將一個擁抱著愛情夢想、廝守終生的動人故事，置放在兩岸變遷的歷史格局中，在電影敘事中，臺灣政治動蕩的風云、海峽兩岸的歷史藩籬是阻斷華夏兒女美好愛情的重要因素，為此，消除兩岸之間的重重壁壘，促成祖國統一的千秋大業，成為這部愛情電影中最為關鍵的潛臺詞，這樣的“愛國”顯然比“抗日神劇”里的“愛國”要更深沉。(記者 蔣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