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中央檔案館副館長李明華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從即日起，中央檔案館將在其官網上公布45名受審日本侵華戰犯的親筆供詞。發布會上還傳出消息，除了此批經中央檔案館選取的、新中國成立后經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的戰犯供詞外，另外1017名戰犯筆供也將適時公布。(相關報道見A6版)

　　在七七全民族抗戰爆發紀念日即將到來之際，此舉無疑是對中華民族曾經國難和抗爭歷史的一種獨特的紀念。在該舉措的實施過程中，有以下幾個頗具深意的細節值得注意：

　　其一，采取了互聯網發布的手段。由于網絡所具有的免費、開放和分享特征，這既有利于專家學者利用檔案開展研究，也大大方便了普通民眾零距離地接觸一手歷史材料。同時，還能夠借助群體的力量去發現“罪惡的細節”，在傳播中控訴罪惡，警示國人。

　　其二，公布的內容包括筆供日文原文、中文譯文兩種檔案原件的掃描版，同時配有在此基礎上整理的中英文摘要。這樣的展示方式，可以有效地滿足不同人群的需要。受眾可以通過摘要在短時間內了解檔案的關鍵信息，也可以在此基礎上進而到原文中查找相關細節；而直接將兩種版本的原件公布，則提升了相關材料的權威性，使其可以成為日軍侵華所犯罪行的公開證據。此外，中文、日文和英文三種展示語言的結合，既能夠在內容上相互印證，又大大擴展了相關材料的受眾范圍。

　　其三，在原貌展示供詞的同時，對筆供中涉及的受性侵犯女子的姓名進行了虛化處理。這個細節充分體現了對受害者的人道主義關懷。雖然大半個世紀過后，當時的受害者可能多數已經不在人世，但他們的名譽及其后人的權益，仍需得到充分尊重。此種人性化的舉措，反映了相關部門在關注國家和民族的“大歷史”時，并沒有因此忽略或無視卑微的“個體”。這在家國觀念濃厚、缺乏對個體生命充分關懷歷史傳統的我國，是一種應當充分肯定和贊揚的行為。

　　其四，采取了每天公布一名戰犯筆供，分45天完成的方式。如果一股腦地將所有檔案全部放到網上，普通民眾面對卷帙浩繁的“故紙堆”，很可能會望而止步，或是淹沒其中。這種“剝洋蔥式”的漸進發布方式，既能夠調動人們的好奇心，又有利于受眾逐步了解和消化有關信息；既可以通過拉長公布時間吸引更多的關注，又能夠在營造儀式感的過程中擴大相關材料的影響力。當全部45名戰犯供詞公布完畢之時，恰好是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的紀念日前后。屆時，中華民族當可以在經受一場鮮活的歷史教育之洗禮后，再來紀念那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日子。

　　上述幾個細節表明，此番公布的日本戰犯系列供詞，能夠為中華民族的國民抗戰教育提供一種豐富而可靠的一手史料。長期以來，普通民眾對那段沉痛歷史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過于簡單的歷史教科書，以及各種各樣的抗戰故事或影視劇來完成的。歷史教科書提供的通常只是傷亡數字，故事往往并不確切，而抗日劇越來越“雷人”，也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除此之外，多數人對日本軍國主義所犯下的確切罪行，通常只剩下抽象的、缺乏可靠史料支撐的模糊印象。此番公布的供詞，當然也不能完全解決如何改進我國抗戰歷史教育的大課題，但至少會對其有所裨益。

　　當然，從中央檔案館在其官方網站中為此項活動所作說明中，我們能夠看出，公布戰犯供詞還具有明確的針對性，那就是用歷史證據公開反擊安倍內閣上臺后“美化對外侵略和殖民歷史”、漠視“歷史正義和人類良知”等種種倒行逆施行為。像一些“抗日雷劇”那樣妖魔化敵人，無助于反擊日本右翼勢力，反而會混淆世人視聽，讓歷史變得面目模糊；鐵證如山的一手檔案，則是對謊言和歪曲的絕佳反擊。

　　在首份被公布的供詞中，我們看到了日軍侵華時期的陸軍中將、曾任日軍第117師團長的鈴木啟久所犯下的累累罪惡。當我們看到“只我個人的記憶即殺害了5470名中國人民，燒毀和破壞中國人民的房屋18229戶，其實際數字很可能還多”的供述，以及數十頁供詞中對相關罪惡實施過程的具體描繪時，罪惡已經不再抽象，真實的歷史正在從細節開始得到還原，而歷史只有在還原其本來面目之后，才能更好地指引未來。卜永光(浙江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