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知識分子“士子精神”的失落與回歸

曲阜師范大學 宋立林

　　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傳統中國士人有密不可分的精神關聯。從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產生開始，雖然源自西方的知識分子精神越來越成為他們自覺的追求，但是來自于其母體的士人傳統與士子精神也如影隨形，深深影響著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但是隨著近代以來百余年的反傳統的傳統的巨大影響，這種傳統士子精神卻在自覺的層面越來越被拋棄，這絕不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因為一個顯見的事實是，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在普遍萎靡。喪失理想與急功近利，正如一枚硬幣的兩面，映照出當今中國知識分子的“失精神”。盡管如此，我們還是發現，在現代知識分子內部，還是不斷涌現對自我的反思與批判，這是知識分子得以不斷回歸自我精神傳統的保障。

　　知識分子，本是西方近代以來才產生的概念。根據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的概括，我們大體知道，西方文化中的知識分子有其具體的涵義，并不泛指“有知識的人”，當然他首先應該是以某種知識技能為專業的人，其職業身份可以是教師、新聞工作者、律師、藝術家、文學家、工程師、科學家等腦力勞動者。但是這遠遠不夠。他必須在專業之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于個人的私利之上的”。（《士與中國文化》，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這與杜維明以“關心政治、參與社會、投身文化”作為知識分子的特點是一致的。其實，現代知識分子的這些特性，與傳統中國的士人傳統是十分相似的。如果從文化土壤的角度而言，傳統的士人傳統對于今日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具有更為具體而深切的影響。因此，對于當下知識分子的“失精神”狀態而言，重溫孔子儒家對于士人傳統精神的培育與形塑，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如果回首軸心時代，孔子對于士人精神的界定，可以看到，此后兩千五百多年中國士人的傳統都奠基于此。而今幾十年來知識分子精神的失落，恰恰在于背離了孔子所界定的這一中國傳統士人的精神譜系。職是之故，當代知識分子有必要認真領會孔子對于士君子精神的塑造所具有的內在意蘊。

　　孔子對于士階層精神的形塑，以筆者的看法，表現在如下幾個層面：第一，“志道”——高遠的理想；第二，“不器”——通達的識見；第三，“包容”——廣闊的胸襟；第四“知命”——堅定的信念。這在今日依然對于知識分子重現士子情懷，具有啟示意義。

　　孔子說：“士志于道。”第一次以“道”確立了士人的基本性格。道，是中國文化中的最高概念，儒家有儒家之道，佛教有佛教之道，道家亦有道家之道。道是什么？如果用今天的語言來表述，道是宇宙的規律，社會的法則，人倫的規范，德性的根據，個人的理想。總而言之，道是儒家士人的精神之源。由此規定出發，士人成為價值理性的守衛者。孔子教導弟子：“志于道”，曾子則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更進一步對士人的追求進行了明確的認定。之后歷代儒家對于士人精神的界定，都是在此基礎上的不斷延伸與擴展。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無疑是士人“以道自任”的更深沉的表達。近代以來，新式知識分子在國難當頭登上歷史舞臺。雖然他們自覺地對傳統士人傳統有所訣別，然而在精神血脈里，還是無法抹去士人精神的基因。我們從近代以來的知識分子的種種作為與表現，可以看到他們對傳統士人那種“以道自任”精神的延續。反觀當代知識分子，由于受到建國后系列知識分子批判運動的打擊，尤其是市場經濟下追逐利益的風氣影響，普遍喪失了理想追求，而沉浸于自我利益的維護與擴張。喪失理想的后果，往往是陷入眼前利益的追逐。以高校教師和科研機構人員為例，大部分從業者以追求職稱、利益為鵠的，普遍陷于追逐科研項目的申報、科研獎勵的獲取、職稱的晉升，其甚者以造假、抄襲來獲取更高利益，更有甚者以跌破倫理道德底線來滿足自身私欲，而逐漸喪失了對于國家、民族與社會的關切。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一旦喪失了超越私人利益的更高關懷，實際上已經墮落為可悲的境地。揆諸知識分子的定義，其實這已經難以歸類于知識分子行列。其受到社會的普遍批評，是毫不用奇怪的。因此，今天如何通過改革，激發知識分子對于道的追求，無疑是最為緊迫的一項任務。

　　志道只是知識分子的第一項規定。志道的接續應該是傳道，尤其是作為知識分子最主要部分的教師群體。韓愈曾經如此定義“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傳道是教師的第一天職。士人能夠通過不斷的學習，理解和把握道，并通過立德、立言將道不斷地傳播和普及于庶民大眾。而教師是這一工作的最為直接的承擔者。反觀今日，太多的教師，不管是中小學老師還是大學教師，在培養學生的過程中，普遍喪失了傳道的功能。這與我們國家完全遵循西方教育體制有關，也與我國的文化體制有關。不過，越是受到傳統士人影響的知識分子，越能夠自覺地突破現狀的束縛，努力地開拓士人傳道的渠道。這得益于近年來傳統文化的復興，士人精神的復蘇。上世紀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不滿足于大學象牙塔的傳道，而深入鄉村基層，以鄉村建設為己任，黽勉從事，篳路藍縷。今天有很多知識分子開始深入鄉村，以傳播和普及儒家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為己任，賡續先賢，可敬可賀。以尼山圣源書院的諸位先生為例，他們以“背著干糧為孔子打工”的自覺意識，不惜自掏腰包義務傳播傳統文化，自覺投入到儒家文化的傳播與鄉村文化的重建工作之中，希冀恢復傳統鄉賢文化，接續傳統鄉紳對社會的有效而積極的管理與調節，以改變農村傳統斷裂、倫理滑坡的危機，積極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貢獻力量。這都是對傳統士子精神的賡續和張揚。

　　孔子說：“君子不器。”這成為此后兩千年中國士人的主流的價值取向。然而，這與現代西方的文化傳統有所不同。近代以來，隨著知識體系的層層分化與深化，知識的專業化越來越成為一種趨勢，知識分子的專業化當然也不得不然。從專業發展的角度而言，這當然無可厚非。然后我們必須注意到學術專業化的一個嚴重后果，那就是知識分子也越來越喪失了通識意識，其工具性人格日益突出。揆諸知識分子的定義，這種趨向恰恰是與之背離的。試觀當下的知識分子群體，越來越嚴重的趨勢是，大多數人沉迷于狹隘的知識學問的精雕細琢，而無暇思慮稍微廣闊的思想命題。自然科學的專業化自不待言，即使以傳統的文史哲學科而言，不僅文史哲三種學科之間壁壘森嚴，即使在文學、史學或哲學學科內部，也是分支越分越細，搞外國史的不懂中國史，搞西方哲學的不斷中國哲學，研究古代文學的對于現代文學好不知情。甚至很多人把自己的學問僅僅限于某一個歷史人物、一個哲學典籍、一部文學作品，除此之外，毫無興趣，毫無所知。知識的碎片化越發凸顯，通識的缺乏也就自然而然了。

　　在這種專業化的趨勢發展過程中，一些有識之士也在不斷呼吁通識的重要意義。近年來更有多所院校開設通識教育課程，進行教育教學改革，這都是值得高興的事。如何打通文理、打通文史哲，都是現代教育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也是重塑知識分子精神的必由之路。

　　包容是傳統中國士人的一項重要精神傳統。《中庸》云：“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正是對于孔子“和而不同”思想的傳承和發揚，也是對士人精神的一種界定。中國文化之所以能夠綿延不息，與儒家士人對于其他外來文化的包容有重大關系。以儒釋道的關系為例，雖然儒家處于中國文化的正統地位，三者之間，盡管存在著互競的斗爭和沖突，但是更多地則表現為互融互攝的和諧相處。這與作為文化正統的儒家士人的包容精神不可分割。近代以來，西學東漸，中國知識分子更是以謙虛學習的態度，虛心向西方學習，以謀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今天的知識分子因為前面所述的理想的喪失、通識的失落，心靈越來越封閉，包容的精神也十分稀缺了。

　　俗話說“文人相輕”，今天這種傾向恐怕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理工科知識分子看不起人文社科知識分子；社科知識分子瞧不上人文知識分子；文史哲等人文知識分子之間有互相蔑視。諸如此類的現象，恐怕是見怪不怪了。然而，這種封閉的心靈狀態對于當代知識分子的自我形塑，無疑是十分有害的。更有甚者，處于西方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的人文知識分子，對于孰優孰劣的立場對立，由來已久，至今未能達成共識。在互相對立的情緒中，知識分子的心靈變得越發封閉。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不僅不利于知識的創新，更有損于思想和文化的創造。只有當知識分子群體，自覺地打開心扉，去以謙卑和虛心的心態，溫情與敬意的情感，面對自己的傳統與作為鏡子和參照的西方文化，才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完善自我，豐富自身的知識含量，擴展自身的思想深度。

　　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知命是孔子對自己“五十”歲那個階段的描述，也是對士人的普遍要求。所謂知命，并不意味著宿命論，將一切未來的結果諉卸于不可知的命運。反而是要自覺地意識到并肩負起應該擔負的歷史使命。知識分子應該自覺地將“關心政治、參與社會、投身文化”作為自身的使命和本分。他應該意識到，作為一個掌握豐厚知識和文化的人，他相對于其他人肩負著更為深沉的歷史使命。這種使命是無法推脫的。推脫掉這種使命，也就意味著他自覺地退出了知識分子的行列。當然，每個人的天賦有別，出身、閱歷、氣質、性情有千差萬別的不同，具體的歷史使命也自有不同。然而，這毫不影響他對政治的關心、對社會的參與、對文化的投入。

　　今天的中國，正處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緊要關頭，同時又面臨著極其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知識分子更應該自覺地積極投入到這一歷史洪流之中，以自身的黽勉，不懈的努力，貢獻綿薄之力。批評是知識分子的天職，但是建設更是知識分子的無可推卸的天命。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謂三不朽。從對國家、民族的熱愛出發，對政治和社會的諸多問題予以批評當然是發揮了“啄木鳥”的功能，但是這個時候更需要知識分子放低身段，踏踏實實，去研究解決問題的方法。今天的知識分子更應該自覺地去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高尚的操行，引領這個社會整體的進步。

　　傳統士子精神，盡管存在著種種不足，然而其優秀的精華的部分，永遠值得當代知識分子去學習、去繼承，去弘揚。“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惟有賡續傳統士子精神，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才會擁有不竭的源泉。

　　（作者：宋立林，歷史學博士，哲學博士后，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曲阜師范大學國學院學術部副主任，中國孔子研究院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