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總編輯安德魯·高爾斯：我們對新聞有所選擇
在我們眼中，受眾群應該指向全球性智囊團。我們提供政策分析，但我們不會提供娛樂和名人新聞，我們對新聞有所選擇，因為我們希望抓住世界商業的發展趨勢，而非其他。
我認為對于一張報紙來說，平衡經濟利益與職業道德并行不悖，這就叫做高質量，編輯質量和盈利質量的統一。《金融時報》的核心精神就在于獨立的質疑和調查性新聞，有了這樣的報道，我們才能取得商業上的成功。我們的盈利來自于廣告利潤，我們提供獨一無二的商業資訊，這些內容都影響著高層決策者，他們運籌帷幄，指揮著億萬財富。廣告商愿意在我們報紙上出現，就是因為他們可以據此到達許多要員和巨頭手中，提升自己形象的同時也能影響他們。
《新民周刊》：引進農村人口收獲“人口紅利”
人口學家把生育率下降而形成的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的上升稱之為“人口紅利”。在珠江三角洲，得益于年輕、龐大的“民工潮”，低負擔水平保證這一地區的制造業還將有可持續的強勁增長。專家認為，中國目前以及今后15年左右處于“人口紅利”黃金時期。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頭”在農村，從某種意義上講，收獲“人口紅利”程度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實現的程度。“開放城市”是實現收獲“人口紅利”的主要途徑。
魏雅華：“經營城市”是一個將政府商業化的口號
“經營城市”所帶來的最大的特點，是政府的高度商業化，政府權力的錯位和政府角色的錯位。它把政府幾乎變成了商會，政府成了直接參與經濟活動的商業機構，成了城市中最大號的紅頂商人。還有些則直接成了房地產商的俱樂部。政府不再是市場秩序的監管者，政府不再是社會公平和正義的維護者。在所有的經濟活動中，政府有它自己的商業利益，政府只關心它自己的商業利益。“經營城市”一害百姓，二害政府，三害國家。
我們查一查政府的經營業績就會發現，中國銀行業的呆壞賬竟有1/3是政府制造的，而1/3的呆壞賬，其絕對值便是幾萬億元的人民幣。
2003年年底我們一清點，在拖欠農民工工資這件事上，政府所欠并不比包工頭或開發商的少，政府信用甚至不比包工頭或開發商強多少，向政府討債甚至比向包工頭或開發商討債還難。當農民工面對政府失信的時候，農民工們會發現，他們會比面對任何其它債務人的時候都更加弱小無助。
“經營城市”最直接的后果是中國房地產價格的暴漲。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中國房地產業連續多年蟬聯中國十大暴利行業之首。土地成了地方政府的提款機，而農民則從有產者成了重返赤貧的無產者。
《香港商報》：樓價是經濟調控的風向標
國內住房市場的熱銷僅是以往“存量需求”的釋放，而不是潛在需求真正地轉化為有效需求。而這種存量需求的釋放又基本上依賴于銀行信貸及代理的收益轉移來完成。為了保證內地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遏制經濟過熱的重心應該放在遏制房地產投資過熱上，這不僅僅在于銀行信貸與土地雙重收緊，而在于對個人房地產信貸的嚴格約束，遏制個人住房的需求泡沫(如加息、收緊信貸標準等)。只要這種個人住房的需求泡沫一壓縮，住房價格就會下落。隨著房價下落，房地產開發投資、一些行業的投資過熱會放緩。因此可以說，房價的下落是目前遏制國內經濟過熱能否成功的風向標。
《北京青年報》:警惕醫學學會的腐敗
醫學學會在性質上屬于社會團體，但是既擁有政府分配的“硬權力”，比如醫學科研成果的評定權、醫療事故的鑒定權，又有醫學科學自身擁有的“軟權力”，即權威和社會公信，所以，醫學學會實際上是一個很難約束的“龐然大物”。由于政府對醫學學會的權力缺乏有效制約，公眾社會又因為技術門檻難于監督它，醫學學會就能非常方便地進行“權力尋租”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