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知名欄目《藝術人生》，也許從來沒這么戲劇性過——觀眾向嘉賓的提問竟然基本上都是質疑！而這一幕被學者、社會活動家余秋雨碰上了。自1992年攜《文化苦旅》橫空出世以來，幾乎是一枝獨秀的余秋雨“風騷”文壇內外，近年來他更是像模特一樣頻頻招搖于五光十色的媒體之中，發表種種關于自己的書關于文化的談話。所以許多人自然而然地問：這位“文化明星”身份到底有多少作秀成分？
余秋雨自己恐怕早已有心理準備，這些年他也聽多了類似的批評，于是一上來他就給自己定位為“行者一個”，而不是文化商人、作家、學者或者大學教授。“通過旅行的方式來考察人類的各大文明，最重要的文明幾乎都走遍了，這是我可以肯定的一個比較明確的身份地位。”余秋雨這樣解釋他為什么要推動文化和電視傳媒的結合：通過電視傳媒，我才可能直接地及時思考，面對事物的第一感覺是非常珍貴的。這個第一感覺再用直播的方式，直接到達世界華人圈里面，它的文化價值就要珍貴得多。我愿意參加這樣的活動，還因為站在鏡頭面前，有快速反應，而且說的每一番話，都要既符合歷史，又大體符合地理環境以及社會判斷，這其實是非常難的，是給自己一個挑戰。
至于眾人眼里的“作秀”之說，余秋雨“反唇相譏”：“我是一個成家的人，我走的每一步意味著有另外一個人天天擔驚受怕。譬如當時我和馬蘭告別的時候，兩個人心里的話都是一樣的，就是保佑，希望我們這輩子還能見面，因為死亡的影子一直在我們身邊。千萬不要像有的人想像的那樣，如同在國內旅游。中央電視臺車隊完全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傳媒。你不知道醫院在哪里、警察在哪里、朋友在哪里，不知道今天晚上住在哪里，一切都不知道，這個不知道不是一天兩天，是半年。在這么一種不知道的情況下，你居然在作秀，這個作秀實在是太恐怖了！駐伊朗的新華社記者曾懇求我們不要前往那些最危險的地方，他們都沒有去過，但我們去了，面對槍炮、坦克、沙漠……我這不是為我說話，為我的同伴們說話，我認為如果他們是在作秀的話，那么世界上就沒有勇敢冒險的事情。”
“上電視為什么不可以。”余秋雨說，“當傳媒已經占領民眾的視聽的時候，文化人居然不利用傳媒；不利用傳媒就是不理民眾，這是我沒法容忍的。必須對我們的父母之邦有更真誠的態度，哪怕這塊土地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這是你立足的土地，是文化使命的所在，你必須這樣，所以必須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