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星堆——四川盆地上的一個遠古遺存
■ 它的文明程度粉碎了我們以往對古蜀人的一切認知，或許正因如此才激發了人類探索發現的天性
■ 從文明悄然消失在時間久遠的塵埋到考古探尋的苦苦思索，人們有理由期待，三星堆的文明在消失里重新復活
首次考古發掘，三星堆的神秘之門并未開啟
１９２９年春的一個傍晚，農民燕青保和他的兄弟們驚喜不已：在挖蓄水溝時，他們撞上了塵埋已久的寶藏——一大批玉石器，總數約４００件之多！四川盆地廣漢月亮灣挖出珍寶的消息不脛而走，蜂擁而至的古董商很快讓廣漢玉器聲名大噪。但無人知道，離幸運的燕青保的父親燕道誠宅院不遠處的地下，沉寂著為數更多的千年寶藏。
１９３１年春，正在廣漢布道的英國傳教士董宜篤，從燕道誠手中拿到了幾件玉石器，隨即送交華西大學博物館的戴謙和教授。當時的美國人葛維漢在華西大學博物館擔任館長，他因這幾件玉石器而興奮不已。
１９３４年３月１５日，經過準備的葛維漢與華西大學博物館副館長林名均教授組建起一支考古發掘隊，并得到了當地駐軍的配合。他們在月亮灣燕道誠家的院子旁首次進行了發掘工作，從而揭開了中國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
那一次，葛維漢幾乎拾到了那把開啟神秘之門的鑰匙。只是由于運氣、經驗與條件的限制，他沒有那么幸運地找到那扇虛掩著的古代之門。一片巨大的遠古城市依舊沉寂在地下，那曾經是一座人口以萬計的大城。大約３０００年前的時候，這座城郭神秘地消失了。川西平原考古的第一次，并非一無所獲，葛維漢、林名均在月亮灣發掘到許多玉石器和陶器殘片。
幾次實地考察，塵埋已久的三星堆慢慢被人們喚醒
葛維漢在１９３５年離開華西大學博物館，回到了美國。當時他做了很多筆記，據說還有相當數量的照片，這些記錄材料也一并被他帶回了美國。在廣漢考古以后的２９年里，三星堆田野一片寂靜，再沒聽到考古人的腳步聲。
１９５３年，西南博物院院長馮漢驥先生與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的王家佑等人來到廣漢，他們重新提出三星堆一帶有古文化遺產的可能。３年后，王家佑等人又在三星堆和月亮灣一帶進行考古調查。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勵下，燕道誠一家終于將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釧、石璧等文物貢獻出來。今天，這些器物分別在四川大學博物館、四川省博物館和三星堆博物館珍藏。
１９６０年，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研究組又對三星堆和月亮灣等地的文化遺存作了全面調查。３年后，時任四川省博物館館長、四川大學的馮漢驥博士率領四川大學考古專業師生和四川省博物館工作人員來到月亮灣。馮漢驥先生在三星堆的土城遺址上細細觀察，一個巨大的城市輪廓隱隱再現。他猜想，這一帶會不會是古代蜀國的一處中心都邑呢？這一想法在２３年后得到了證實。
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廣漢三星堆遺址，是由三十多個地點組成的長方形遺址群。馬牧河的南岸原來有３個大土堆，被當地人稱做三星堆。它位于東經１０４·２度、北緯３１度的地方。有關三星堆名字的由來，我們可以理解是當地人世代口傳的結果。三星堆的“堆”在四川人的口語中，有人工壘積的意思，或許可以把三星堆理解為人工壘積的３座土臺。
從１９７０年開始，有人在三星堆和月亮灣一帶古遺址處搭建了磚窯廠，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遺址遭受破壞。那時，正在廣漢文化館當文物干部的敖天照見此情形很是焦急，他急切盼望考古隊能盡快來發掘。當時，在四川省考古所任副隊長的趙殿增與４位同事駕駛著一輛破舊的吉普車，一路顛簸來到三星堆，終于找到了那些被磚窯廠從土里頭取出來的大量瓦片陶片。
國家專款專項，三星堆開始被最大規模地發掘
敖天照為古代遺存四處奔走，工夫沒有白費，盡管回報姍姍來遲，但畢竟還是來了。１９８０年５月，四川省考古隊對三星堆遺址開始了面積為１２００平方米的搶救性發掘。考古者發現了龍山時代和距今３０００年—４０００年的房屋基址１８座、墓葬４座，出土了數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數萬片的陶片標本。兩年后，國家文物局決定對三星堆專款專項考古發掘。
１９８６年，四川省考古所在三星堆進行了最大規模的發掘工作。當時的領隊是陳德安，副領隊是陳顯丹。
在考古現場，考古者小心地揭示著表土下面的蛛絲馬跡，而磚窯廠的工人們卻加大力度拼命挖土。
當時，一個埋藏著眾多罕見器物的地點和發掘小組正漸漸縮短著距離。在潮濕悶熱中已經苦熬了３０天的考古者，距離一件巨大的發現僅差幾步之遙。但當天傍晚，仿佛是鬼使神差，第二區的考古者們宣布發掘工作暫告結束。
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８日下午，磚廠工人一個慣常的動作突然改變了考古發掘的全部節奏。陳顯丹說：“我們當時在那里整理這一年年初的挖掘材料和資料，一個民工跑來告訴我們，他們那里又挖到了幾件玉器，被挖土的民工哄搶了。當時我們就向老百姓進行宣傳：這些東西都是國家的文物，如果在下午５點以前，大家把拿走的東西一件不落都交回來，這個事情我們就不說了，如果５點以后，這個東西還在你手上，就算盜竊國家文物。很快，老百姓從四面八方拿著那些東西，絡繹不絕地就來還了。到下午５點以前，我們估計上午被拿走的東西差不多都被送回來了。”
在廣漢的天空下，三星堆的兩個神秘之門悄然洞開
陳顯丹介紹說，當時判斷面對的應該是一個大墓，像在安陽殷墟武官村大墓一樣，估計可能是一個古蜀五陵的陵墓。所以他們就開始做這個一號祭祀坑的挖掘工作。
陳顯丹回憶了７月下旬的一個夜晚，那激動人心的時刻：那天晚上就打開了這個寶庫的大門！約兩點３０分的時候，我們就挑出了在燈光底下一點點發光的東西，上面有一些花紋，可以看出是一條魚。當時一看是黃金的，我以為就是一條金魚，接著就用竹簽慢慢往下挑，越挑越長，后來彎彎曲曲的出來有１米多長！我們就不敢往下做了，當時我旁邊有一個民工一再問我這是什么東西，他說是不是金子，我說不是。他說怎么不是呢？我說這是一件青銅器。他說不對吧，青銅器是要長銹的。我說這不是青銅的是黃銅的，所以他就沒有再問。當時是為了安全，我們就趕緊停下來。我就說不干了收工，但是人不能離開現場。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保留現場暫停挖掘。為了安全，我們就兵分三路，我堅守現場；陳德安立刻返回成都，把這個重要信息立刻通知單位；另一路我們派了一個學生，立刻到廣漢市委書記的家去報告，請求他們派警察或公安部門的人來。到５點多的時候，廣漢市就派了一個排的３６名武警，把這個地方圍起來。等他們一到我們就宣布了這一重大發現。我當時不知道這是金杖，剛開始發現以為那是腰帶。接著又發現了很多玉器，還有銅頭像、銅人。當時為了周圍的安全，當地的公安部門就把三星堆周圍有前科的有犯罪嫌疑的人都清理了一遍，該管理起來的都管理起來了。
１９８６年８月１４日傍晚，一件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又發生了：另一個埋藏著寶藏的地點也被發現了。這一年，在廣漢的天空下，三星堆的兩個神秘之門悄然洞開。
經過準備，考古隊于８月２７日下午對二號坑開始發掘。那時，葛維漢、林名均在燕家院子藏有玉石器的坑旁又發掘出一些玉石器和陶器殘片。這些器物對研究西南的古代歷史具有深遠的意義。林名均教授由此想起了旅居日本的郭沫若，郭沫若在日本千葉縣市川市剛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一書。郭沫若接到林名均先生寄去的照片和說明后回了一封信，他認為在廣漢發現的玉璧、玉璋、玉圭等器物均與華北、華中出土的相似，這是古代西蜀曾與華中、華北有文化接觸的證明。
相對中原華夏民族而言，蜀族居住在西南邊陲地帶。早在夏、商時期，蜀和中原王朝就有交往。甲骨文記載，商王朝征戰時，曾向蜀國抽調過３００名弓劍手；商武丁時期，商王曾征調軍隊討伐蜀國。甲骨文中出現過許多有關蜀的記錄。蜀的歷史、外交大多湮沒在華夏族的歷史記憶中，僅在后代的傳說記載中略見片言只語。在華夏族的眼中，蜀只不過是邦外之長。到了魏晉時期，東晉常璩《華陽國志·蜀志》中才有片段關于蜀的歷史和傳說記載。
對三星堆古代遺存的揭露，使眾多器物重見天日。由于這些器物的一大部分帶有令人費解的造型含義，古代典籍又缺乏翔實的記錄，以至于它們以奇異的姿態突然出現在人們面前時，令渴望與遠古文明對話的人們一度瞠目結舌。
當發掘現場的唏噓聲漸漸落定，人們便開始了試圖從不同角度構建對話通道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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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三星堆遺址將在２００６年正式申報世界遺產
國務院已確定將在２００６年向聯合國正式提出四川三星堆申報世界遺產的申請。
三星堆遺址位于四川省德陽廣漢，總面積１２平方公里，上起新石器時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續２０００多年。１９８６年兩個商代大型祭祀坑的發現，震驚中外學術界，被人們稱為世界“第九大奇跡”。１９８８年１月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據有關人士介紹，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研究，已證實三星堆是一處長江中上游考古學文化中十分重要的“古文化古城古國遺址”。
《三星堆遺址環境整治方案》已經征得聯合國同意，于２００３年９月獲得正式通過。遺址區內工廠和部分居民將搬遷，河流、公路整治也已全面展開。
金 杖
１９８６年７月出土的那支由黃金制成的棍狀物，經過復原，發掘者將其命名為金杖。發掘簡報公布的這件器物，長１４３厘米，直徑２·３厘米，重４６３克，用純金皮包卷而成，出土時已壓扁變形。這件器物在入土前遭受過人為的毀壞，但上面長達４６厘米的手刻圖案仍然是清晰的。
陳顯丹介紹說：對金杖的確定，開始先認為它是腰帶，因為在四川曾經發現過元代和宋代的金腰帶。但發掘完之后把它取下來，在清理時看到其另外一端有一個龍頭，還有一件玉器，并發現金杖曾經有一層金箔，很薄，它應該包有木棍在里面，所以后來我們把它確認為金杖，不是金腰帶。
金杖上有魚、鳥和劍的圖案，似乎表明了使用者的標識意圖。林向、陳顯丹先生從圖案上的魚和鳥分析認為金杖的主人是魚鳧王。
對于這件器物是否稱之為杖，也有學者持不同的意見。
（中央電視臺１０套《探索·發現》欄目供本報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