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春季是中國的政治季節，因為有兩會，同樣的道理，這一段時間也是中國的政治傳播最集中的時期。今年兩會雖然不是換屆選舉，但是北京的政治溫度明顯有所上升。
首先引起我們關注的是全國兩會的預熱:地方兩會。過去我們關注比較多的往往是全國的兩會，地方兩會常常被報道的比較少，不大引人注目。今年的情況有了很大不同，一些地方的兩會成了當地新聞報道的熱點。
一
以北京為例，今年的北京人大會議要選舉新市長，雖然代理市長王歧山是惟一的候選人，但是北京今年正月十五在郊區發生的重大燈會踩踏死傷事故依舊留給人們一絲懸念。在北京的兩會結束時，王歧山作為新任市長在電視直播的記者見面會上談笑風生，這情景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去年SARS流行時王歧山從海南調任北京時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在那天的電視直播剛剛結束后，央視《面對面》節目主持人王志就對王歧山進行了長篇專訪，這次訪問使王志和《面對面》名聲大振，也使王歧山受到媒體偏愛。在今年的新市長記者見面會上，王歧山也樂于承認與媒體合作的好處。北京已經多年沒有像王歧山這么活躍的市長了，而這種活躍自然會給地方政治新聞帶來一些亮點。
地方兩會的活躍對地方電視臺的政治報道來說，既是機遇，也是一種嚴峻的考驗。過去中國電視中的政治報道在某種程度上是被央視壟斷的，省級衛視好像只是本省代表團的記者團。湖南衛視挑戰央視主要在兩點，娛樂節目和春節晚會。而《南京零距離》挑戰的是央視鞭長莫及的地方新聞。
這次兩會開幕之前，從地方傳來一個有意思的新聞，有的人大代表在當地電視臺上做廣告征集群眾意見，這當然是容易讓人眼睛一亮的事情。與此同時，一些兩會代表已經熟練地使用網絡來收集群眾對他們提案的反映，這些無疑會增加媒介的參政狀態。使用電視廣告進行這種傳播是如今西方非常流行的方式，就在最近美國的總統大選中，布什總統的競選廣告就引發了某些團體的抗議。而對于中國來說，兩會報道無疑是有著優先權的，那么，為什么這個人大代表要使用電視廣告的形式呢？是因為這樣做更規范？還是力圖引起更多的關注？如果是后者，那么，是不是說明我們的政治報道在某種程度上還缺乏強大的影響力？
二
當報紙變成了厚報，電視也變成了多頻道，于是我們看到了更多的兩會報道。以央視為例，新聞頻道首當其沖，上下午兩個時段6小時的《兩會之窗》突出特點是大量的現場直播，包括報告、記者招待會和分組審議討論等。舉例來說，3月7日幾乎全程直播了幾個省市分組審議政府工作報告，這樣比較完整地直播分組審議比較少見。對《兩會全接觸》欄目的個案研究表明，通過邀請會議代表和專家到《兩會全接觸》節目演播室，以及采取連線方式報道群眾的各種意見，有可能讓國家高層領導通過大眾傳播媒介直接聽取沒有經過加工的民聲。
而最有趣的是央視經濟頻道，它把晚間黃金時間打通為一個兩會直播節目，令人覺得兩會好像是經濟會議。《小丫跑兩會》成為經濟頻道兩會報道的一個保留節目，現在除了《小丫信箱》，又有了《馬斌讀兩會》，加上《老姚說兩會》，經濟頻道的兩會報道聽說讀寫幾乎占全了，并且還請來了國家統計局的新聞發言人姚景源。用個人名字來命名欄目，這對央視來說是挑戰，反映出對形象化和個性化的追求。王小丫雖然是學經濟出身，但是在兩會報道的符號解讀中，她顯然并不是作為一個專業人士出現的。去年也有《小丫跑兩會》，但今年小丫似乎跑得更全面。例如3月7日的“讓農民工遠離欠薪困擾”節目，小丫跑到工地上和民工聊天，接著采訪議案發起人和建設部部長。而在3月11日的“儲蓄還是投資”節目中，小丫一會兒在記者招待會上采訪央行行長周小川，一會兒又進入一家銀行采訪當班的客戶經理，一會兒采訪政協委員，一會兒采訪街頭普通百姓。和新聞頻道不同的是，在經濟頻道的演播室里沒有專家學者和國家官員，只有一個主持人，很少有評論員和研究者評頭論足。
在這次兩會中，報紙和電視還有一個類似點。過去是報紙找代表，現在是代表找報紙。在報紙上的代表日記中，一個代表透露了代表們急著看報紙，原因是想知道自己的發言是不是被報紙刊登了。無獨有偶，在電視上，我們也看到了代表們紛紛亮相，比如，央視新聞頻道《共同關注》兩會特別報道《民生進行時》就邀請了一些兩會代表和觀眾直接對話，而央視《今日說法》欄目干脆把演播室搬到了人民大會堂對面，請兩會代表現場評說。一些地方電視臺也在北京設立了演播室，請本省的兩會代表座談。看上去，這些電視臺的演播室好像成了兩會的分會場。
這當然反映出一種變化，兩會的代表需要與他們所代表的群體進行交流，而新聞媒介是最好的溝通工具。民眾想要知道他們的代表在兩會上為他們說了什么，兩會代表也想通過媒介讓老百姓更多地了解自己，這是一種良性的互動。
今年兩會還有一個亮點被媒體廣泛報道，這就是央視《新聞聯播》不延時。這被認為是尊重老百姓的收視習慣，如同去年開始的兩會交通不擾民。但是，央視《新聞聯播》延時與否說到底只是一個形式問題，改革的關鍵是內容。試著反過來想一想，《新聞聯播》不延時如果說是為了不讓老百姓看太多的兩會新聞，那好像是低估了群眾參政議政的能力。兩會可以說是中國一年當中最大的政治會議，它不只是代表的會議，它也是全民的會議，所以他們有權利知道會議的內容。在這種前提下，他們會因為《新聞聯播》延時而抱怨嗎？
恰恰相反，業內人士都知道，《新聞聯播》的延時往往會影響到地方電視臺的節目編排，進而影響到廣告的安排。雖然我們還不能說這是出于一種經濟利益的驅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我們今天有了更多的電視頻道和報道時間，所以《新聞聯播》不延時應該不會對央視的兩會報道產生很大的影響。
三
不夸張地說，每年的兩會報道幾乎成了中國政治報道的奧運會。參加兩會報道的媒體都力圖有所突破，這就好比運動成績有某種極限，那么我們兩會報道的形式突破上有沒有極限呢？從目前看是有的。以電視為例，現場直播就是一種極限，過去一度對兩會現場直播的場次比現在還多，而現在的直播方式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直播的場地從兩會現場轉移到了電視臺的演播室，結果是我們的直播時間多了，但是感覺現場沖擊力小了。這種變化不是現在才有，而是從美伊戰爭直播就開始了。
以往的兩會電視報道比較注重電視媒介的顯性傳播功能，而相對忽略了電視媒介的隱性傳播功能。按照傳播學的定義，隱性功能即為建構媒介環境。此次央視的兩會報道，比較注重建構媒介環境。通過現場直播重大的兩會事件，還有對人大代表的采訪以及記者跑兩會，形成一個由電視建構的虛擬兩會環境。
從政治傳播角度看，每年兩會的重頭戲自然是壓軸的總理記者見面會，這幾乎成了中國政治傳播議程的一個慣例。考慮到中國的國家領導人很少接受國內記者的訪問，所以這種機會就顯得非常難得。雖然細心的讀者不難從報刊上看到中國領導人接受外國著名記者專訪的消息，但是在電視上看到中國領導人現場回答中外記者提問的情景還是不多的。央視的《新聞聯播》可以說是中國政治傳播的一個標志性節目，雖然中國領導人經常出現在政治會見的新聞中，但是通常這種會見的同期聲是很少播放的，因此國家領導人的言談對老百姓來說多少帶有一種神秘感。同樣帶有一點神秘色彩的是，人大會議閉幕后的總理記者見面會的電視直播時間預報仍然比較模糊。
應該說，兩會是一種典型的政治會議，以往一些記者在報道這種會議時，喜歡捕捉某些有趣的花絮，以緩解會議的緊張氣氛。比如，一些代表和委員從人民大會堂里發出首日封和購買特種郵票，還有就是少數民族代表標志性的民族服裝，另外就是文藝界代表的明星效應和歌唱效果。今年這方面的情況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趙本山和黃宏的兩會提案引發了另類關注，而出現在電視鏡頭中的代表和委員的表情也比以前顯得輕松和自然。不過仍然有點令人費解的是，在政協會議閉幕的當天，電視上就播出了《同一首歌》專門為政協會議錄制的專題晚會。央視《同一首歌》欄目據稱已經公司化運作了，而政協一共才開幾天會，搞一臺這樣的晚會是要答謝委員們？還是想讓他們緊張之余放松身心？
多年以前，中國新聞界對政治記者的概念還是心有余悸，雖然我們一直強調政治家辦報辦臺，但是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仍然存有這樣的疑問，是不是媒介的編輯記者都有可能成為政治家？或者這種政治家的要求更多指向媒介的負責人？在這種背景下，媒體都會抽調精兵強將報道兩會，能夠參加兩會報道，對一個記者來說，往往象征著一種政治榮譽。和國外媒體報道重大政治活動相比較，可以發現他們的政治記者更專業一些。各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觀念盡管不同，但是從新聞報道的職業角度看，還是有一些可比性的。比如，在兩會報道中，我們的報道往往更多關注的是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數字，尤其是GDP數字和有關的爭論，而忽視了會議本身的數字，我們在報道一個代表時，給觀眾的印象常常是不知道這個代表是第幾次參加兩會，提過什么議案。也就是說，沒有把政治報道數字化。而數字化并不意味著枯燥。通過數字化，我們可以在縱向和橫向上拓展兩會報道的視野。
總的看，中國政治報道和中國政治民主化是相輔相成的，中國政治改革的進程在宏觀上決定了中國政治報道的活躍程度，雖然中國政治報道在形式甚至內容上可能在某個時間段有所超前，但是恐怕不能不承認的是，相對于中國政治報道對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影響來說，中國民主改革的進度對中國政治報道的影響要更大一些。而在這種政治報道中，電視似乎有一個天然的缺陷，就是它好像不如報刊那樣富于純粹政治媒介的特色。盡管電視臺也把兩會代表和委員以及專家學者和官員請到了演播室，甚至通過網絡和手機短信等最新信息傳播方式來收集和報道各種百姓意見，但是他們看上去似乎常常不如報刊輿論那么單純和強有力。不過，誰也不能忽視電視媒介在塑造政治家形象方面的強大功能。每年的兩會在一定意義上說，是中國政治家向世界展示他們形象的舞臺。